3月2日的北京，初春的细雪静悄悄地落在人们身上迪庆橡塑胶，温柔得碰就化了。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外排起了长队，人群中有人轻叹，“这是老天在送别老师。”

灵堂横额上写着老师的头衔，“人民教育”，可这5个字远远不够。

老师名叫铭暄，生于1928年，浙江台州人，是唯全程参与新部刑法起草的学者。他是人民大学教授，也上过数个会议的讲台。他的追悼会上，陈兴良、姜伟、卢建平、秀梅等刑法学界的知名人士，都赶来送别这位老人。

人们称呼他为“先生”“大”，但铭暄生过得纯粹、平淡。照片里的他总是白发苍苍、表情淡然。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时代巨变，也投身学术争鸣，动过多次司法改革，但他总能宽容地对待周遭的切，几乎没有人见过他动怒的样子。

2026年2月26日，铭暄悄悄地走了，享年98岁。位时间赶到医院的学生回忆，老师安详地闭上眼睛，像睡着了。

3月2日，铭暄追悼会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图源：人民大学官网

“为国哪何曾半日闲空”

很多人都知道，铭暄喜欢京剧。《洪羊洞》里的唱词“为国哪何曾半日闲空”，常被拿来比喻他的生。

次为国“办事”时，铭暄26岁，是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名教师。那时是1954年，新刚成立没几年，社会问题日渐增多，刑法还没进入立法程序，但起草工作已在准备当中，铭暄被选入起草人员之列。

可此后的25年风云变幻，起草小组解散又重组。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刑法起草重新纳入日程。

铭暄所著的《我与刑法七十年》中，记下了那个历史的时刻，1979年7月1日，他从人民大会堂的三楼往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被代表们致鼓掌通过，他下意识看了看表，下午4点05分，“这个泱泱大国自此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刑事法典。”

作为唯全程参与起草的学者，铭暄总谦虚地说，自己只是名参与刑法制定的工作人员。部刑法颁布时，他51岁，“真是波三折”，他说，“人生世，百岁如是寿，这里耗去的25年，已然去了1/4。”

但他停不下来。社会还在速变化，1979年刑法虽历经三十八稿，却仅有百九十二条，远不足适应变革中的。此后的岁月里，他参与完善法条、制定单行刑法、磨修改草案，直到“升版”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

这其中浓墨重彩的笔，是铭暄动了类原则的废除。1979年刑法曾规定，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可以比照相类似的条文定罪量刑。铭暄不这么想，他觉得每条定罪都须有法可依，这是他生倡的“罪刑法定原则”。这份坚持终被认可，在1997年刑法中变成了清晰的法律条文。

“这是刑法走向现代化的里程碑事件”，他的学生朱本欣说。

作为刑法学带头人，很长段时间，立法机关出台每项单行刑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都要正式发函，征询以他和同仁作富为代表的人大刑法学科的意见。检委员会前部职委员戴玉忠曾说，“每遇到重大疑难案件和问题，时间想到的就是向老咨询，请他‘把把脉’。”

作为主编，铭暄还参与了部统编刑法教科书《刑法学》（1982年版）的编写。在法学研究“片废墟”的时代，这本书影响了几代法学人。以至于许多法科学生和司法人员与他相识之初，都会说，当年是啃他的书长大的。

铭暄主编的1982版《刑法学》。受访者供图

他总有做不完的事。铭暄学术馆馆藏的几本工作日志里，几乎每格都被密密麻麻的日程占满。

人民大学原常务校长利明是铭暄的同事，他已经不记得有多少个清晨，老师早早就在书桌前开始了工作。阅读、写作、批改论文，直至半夜，“法学院那盏明亮的灯光，总是属于老师。”曾任浙江省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的梁健是铭暄的学生，他也记得，有时凌晨两三点还能收到老师回复的消息。

90岁时，铭暄还在带博士生，那年他和同龄挚友、日本的刑法学西原春夫教授相约，两人要做百岁的奋斗老人迪庆橡塑胶，先工作到100岁，再减少工作量。

而他几乎做到了。

直到生命的后几年，他还有不断冒出的新想法。他会拉着来里拜访的同事、学生聊很久，话题总不牵扯到时下的热点案件。刚刚过去的2025年他发表了两篇论文，还有篇已经写完，即将发表。在医院疗养时，特定病区管理严格，人都难以见到他，但他仍试图辗转联系学生，在病榻上与之谈论放不下的事业和心愿。

梁健记得件小事。次和老师出游，途经处可以许愿的地，众人的愿望都和自己有关，只有老师的不是。他说，自己没什么欲求，只希望每个人都好，国泰民安。

“我将刑法学视为至，须臾也不分离”

铭暄的求学之路，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

1947年8月，考上浙江大学法学院时，铭暄学的是旧法。到1949年，杭州解放后，旧法被废，浙江大学法学院也正式停办。

可学生们怎么办？铭暄在很多场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时任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李浩培带众学生四处求情，说旧的可以不学，从头来过学新的可不可以。但他们没有说通，功而返。些学生转了业，些学生去了干部学校，出来后就参加工作了。

但铭暄却固执地想要继续学下去。拿着李浩培写的介绍信和学校开的证明书，和二三十位同学起，铭暄踏上了北上求学之路。

随后的十多年，铭暄的法学之路还平坦。1951年他从北大毕业，被保送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90多岁的铭暄。受访者供图

可没过几年，他的法学之路又中断了。政运动浪潮席卷而来，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他与法学失之交臂。1969年，铭暄先后被下放到京郊炼油厂和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等1971年1月重回北京时，人民大学还处于停办状态，他服从分配到了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

在那里他度过了八年的时光。先是在院部机关的教务组负责医护班教学的管理事宜，后来又参与宣传和医学史研究工作。

这八年，铭暄没有浪费。他学习了医学域里常见的文献梳理、研究综述法。这套法被他运用到刑法学的研究当中，激发了他的许多学生对法学的兴趣。

“我心里对刑法学还是没有死心”，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后，铭暄回到了人大的工作岗位。

他回到人大的件事，就是直奔法律系保密资料室，那里存放着他在人大停办前、起草刑法33稿每处改动的详细记录，堆起来有约1米。然而他被告知，在混乱时期，这批资料被当作没用的垃圾了，这是他生遗憾的事。

人生的前半段，铭暄在求学和择业的曲折中度过。人生的后半段，他格外珍惜，投入大的热情，没日没夜地沉浸到了自己的学术世界里。那时他已52岁了，“50岁是大好时光啊！”次，他这么鼓励人过中年想躺平的后辈。

“我将刑法学视为至，须臾也不分离”，在《我与刑法七十年》里，他谈到过这种纯粹热情的来源。出版《刑法学》时，编写组收到的稿费少得可怜，人不足100元，但他没有听到过抱怨。他说，那个年代的学者都这么单纯，他们真心地觉得，有幸参与这样的工作很光荣，是能体现自我价值和责任感的。

责任感似乎也是个族传统，学生朱本欣记得，暮年的老师常对她提起父亲。

铭暄出生在浙江省玉环县个叫“鲜叠”的小渔村，村民靠鱼为生。抗战前，父亲在上海特区地法院工作。日军侵占上海后，父不愿留在法租界与日本人作，搬回了老，后又在杭州法院谋求了个职位。

在他的童年记忆中，父会给孩子们讲，穷人官司有多难。从那时候起，铭暄心中有了学法济世的志向，“弄清是非，为老百姓办办事。法律这门行当能主持公道。”

个学者该有的责任和使命

今年85岁的律师吕思源，与铭暄有30多年的交情。

说到这位老朋友，他总会想起1995年的起抬尸案。当时被告人被控将死者尸体抬进他人住宅内，构成侮辱罪。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吕思源认为罪名不成立，尝试写了封信给铭暄，不久就等来了对的电话。

学生梁健当时已在法院当书记员，也曾参与这个案子的讨论。梁健回忆，侮辱罪、诽谤罪，还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到底应该怎么定？当时争议很大。他记得，铭喧认为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相对来说比较贴切。

铭暄（左）为吕思源（右）题字：法安天下。受访者供图

那时，铭暄已牵头组织作富等刑法学者，成立疑难刑事问题论证小组，为重大、复杂、争议案件出具法律意见书。“刑事案件常遇到复杂多元的难题，不少学界都感到束手策，何况涉案的百姓。”铭暄说。

在吕思源眼里，铭暄是为透亮的人，那是种为正义、为真理坚持抗争到底的“浩然正气”。他称，多年来铭暄为他代理的十多个案件做过论证，多次“救人命，力挽狂澜”。

他也感激铭暄曾为律师群体撰文，呼吁法官认真听取律师的辩论，其中言辞恳切，连用几个反问句，“不听，你这个案子能够公平吗？能够正义吗？能够办得准确吗？”

“解决个实际问题，才能把理论往前进步”，这样的话，铭暄说过很多次，然而他也知道，“思想的变革，并不是朝夕的。”有时他明知自己的意见与当时的立法不，还是直言不讳。

“开放的，将适应加开放的法制”，他竭力主张慎用死刑，尤其反对单纯经济犯罪判处死刑。

“死刑制度不仅是个刑法问题，是个社会问题。”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5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他认为，“实际上这种犯罪之所以被实施，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经济管理混乱和政策漏洞，应从源头上予以理，而不是依靠刑。”

位法学回忆，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的次研讨会上，铭暄锐地指出，我国的死刑状况令人堪忧，泡沫板橡塑板专用胶应该削减死刑罪名。“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就死刑改革问题慷慨陈词，这幕已印在许多后辈学人的脑海之中。”

铭暄的想法终被采纳了，1997年《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终确定在68个，占罪名总数的16.5。此后，他仍不遗余力地动死刑改革，撰文、谏言、参与论证。

1999年，新成立50周年前夕，他次提出希望能够启用特赦。

“刑法的宗旨，应该伴随着社会发展，从传统提倡的‘人偿命，欠债还钱’，转向病救人。”他认为，特赦能体现国的仁政，感化罪犯悔改，也能缓解监狱压力。

可基于种种原因，当时未能如愿。此后的20年里，他没有放弃，仍不断向有关部门提交报告。直到2019年新成立70周年前夕，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次会议作出特赦决定，对9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认为，老师为刑法改革所做的，是个学者该有的责任和使命。“学者对立法的贡献不是以自己的意见是否被立法者采纳作为评判标准，重要的是追求真理的立思考。”

学术界也有反对的声音。“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指犯罪构成的四个基本要素，即犯罪主体、主观面、客体和客观面）开始是从苏联引入的，1950年代中期，结的司法实践逐渐形成本土特。然而40年后，德日刑法“三阶层”理论（指犯罪构成该当、违法和有责）被学界所熟知。到底是引进“三阶层”，还是坚持“四要件”，度成为刑法学界激烈的争鸣。

铭暄坚持认为，“四要件”已入司法实践半个多世纪，“倒重来会造成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的混乱。”而在年轻辈的刑法学界，部分人为崇“三阶层”体系。

这场争论终以“四要件”的“胜利”暂告段落，但也正是经历了这场争论，“四要件”得到了的完善。他曾在多个场谈到这场争论，“真理越辩越明。”

铭暄去世后迪庆橡塑胶，公众号“法学学术圈”曾发文评价这场学术之争，“个伟大学者的价值，从来不在于他捍卫了哪种理论，而在于他让这场学术争论变得加理、加刻、加富有建设。”

沙沙声

想到老师，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卢建平的脑海里总会想起“沙沙”声。

那是老师走路时，裤兜里发出的声音。卢建平回忆，与老师出差时，他总通过这种声音确认，跟在身后的老师是否在安全距离内。

有时他也觉得尴尬，走到人的小巷，或者在安静的音乐会场时，“沙沙”声总觉得刺耳。他忍不住问老师那是什么声音。老师说，是两个玻璃瓶里的药品颗粒撞击瓶壁的声音。两个瓶里分别装着速救心丸和硝酸甘油，“那是救命用的。”

那时卢建平才意识到，老师的身体并不如大想象的那么好。

朱本欣和梁健探望铭暄。受访者供图

早在上世纪80年代，50多岁的铭暄就因为劳累落下了腰疼。少有人知道，《刑法学》是他拖着带病之躯完成的。那时他刚完成自己的本学术论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紧接着编下个大部头，体力已透支，引发了“只要稍动弹，就疼得筋骨欲断”的腰痛。为此他只好把枕头垫，在肚子上立块木板放稿纸，手扶着木板手写。这样的姿势他维持了多年。

“论老师有再多的头衔、名誉、鲜花、掌声，也难以掩饰奋斗者其中的艰辛和曲折。”卢建平说。

铭暄总有访客，刚开始带硕士生的那几年，他门叫那些“问题太多”、求知欲强的学生到里答疑。这些年来，来访的人直络绎不。

“说是陋室，点也不过分”，吕思源记得，1999年他去拜访铭暄时，铭暄的书房兼会客厅只有十几平米面积，里面放了两个书柜，两张桌子，三张旧椅子，柜里、桌上满满当当地堆满了书，显空间的局促，他和铭暄就那样挤挤坐着。

铭暄多年来直住在那个年代久远、具用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晚年，他夫人身体不大好，里请了两个保姆，其狭小的客厅里，还要搭起保姆的床。他的位学生认为，老师并不在意物质享受，“只要有张书桌可以伏案读书，便已知足。”

吕思源记忆中，几十年来，铭暄总是穿着那几件旧西装。学生陈冉在次采访中回忆，老师有个尼龙和皮革拼接的“破包”，皮革磨得全是小碎块，尼龙也全都起毛了，但还坚持用了几年，直到散架。

“他的钱好多都捐出去了。”位学生估计，老师捐出去的钱远100万元。

儿子晓东回忆，小时候住的属院楼道里，户户都码着蜂窝煤。父亲会特意把自的煤摞得比别人、比别人窄。这样可以给过路人留下宽的路。

也曾有人提出给他们换个大的房子，但被铭暄口拒，“要把为数不多的生活的机会，留给需要的人。”

利明不止次提起，他刚结婚时没有房子住，十分困窘。老师听说后，四处求人，为他争取到了间宿舍，还亲自把房门钥匙交给他，嘱咐他安心工作。

铭暄的学生、人民法院原院长姜伟回忆，上世纪90年代，老师担任全国自学考试刑法学科目的命题人时，有次派他当助手。出完题后，老师担心题目出得太难，考生做不完，特别安排他把题目做遍。

“老师总是为人着想。”姜伟说，“但他从未在任何人面前提到，他如何帮助他人。”

姜伟感慨，他感激的是，这些年老师没有让他办任何私事。“在人情社会，我与老师的关系很容易查到，我相信定有人找过他，但老师从未向我转达过任何个请求。”

满天星辰

3月2日追悼会结束后，人们在人民大学间教室举办了场追思会。在那里，铭暄生前讲过很多堂大课。

这天来了很多人，坐席上不少人头发已现灰白。他们是铭暄培养的栋梁之才，如满天繁星般散落在学界、司法界、政界等各个角落。但此刻，他们都聚在起，又变回了“学生”。

铭暄不止次提过，他有很多身份，但喜欢的就是教师。2019年，他被授予人民教育的殊荣。

作为81的学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党组书记、院长吉林刚上大学时，还是个十八九岁的“懵懂青年”。“要不要死刑、疑罪从还是疑罪从有，这些问题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难的，怎么也想不明白”，他说，多亏了老师不厌其烦、入浅出地授课，直到学生们听懂为止。

老师点亮了满天星辰。

陈兴良自称是铭暄综述法的批获益者，他后来撰文提到，自己的刑法学术之路始于综述。1982年考入人大法律系时，他对刑法并特别好，“当时觉得刑法条文不就190多条嘛，还要学三年，没什么好学的。”

然而从三个学期开始，在铭暄上的刑法总论课上，他接触到了大量刑法资料。当时铭暄布置每人做篇综述，逐个题进行梳理。“下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在综述过程中，问题产生了，解决问题的欲望也产生了。”

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原部职委员万春，是人民大学1978法律系本科生，铭暄是他刑法总论课的授课老师。万春回忆，当时全班有38名学生，有不少之前没有报法律系，是被分配来的。但后毕业时，将近半都选择了刑法作为未来的向。

3月2日，在人民大学内举办了铭暄追思会。图源：人民大学官网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刑法实施，司法事务中对相关知识的理解还很模糊。铭暄和作富曾去过很多地，为法官、检察官、律师、纪检干部等数以10万计的法律工作者讲课。

作富曾在自述中提到，他和铭暄为了上课，“南到海南岛，东到哈尔滨、沈阳、鞍山，西到拉萨，北到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括湖南、河北、安徽。”次在海南，他们俩从海口开始，走段，住下，讲堂课，又启程继续走，循环下去，直讲到了“天涯海角”。

吉林参加工作后，很长时间都没用到刑法知识，但他仍感激老师对他价值观的塑造。1993年任人大法律系党总支书记时，他度不知道这个“官”要怎么当。老师告诫他，心里要想着大。这些年来，吉林辗转不同岗位，“这条我没有忘记。”

对学生，老师是平等、尊重和包容的。在那场的“三阶层”和“四要素”的争论中，他的得意门生陈兴良是与他持相反观点的学者之，但激烈的唇舌之战没有影响师生情谊。他总说，“学术是学术，关系是关系”“师不贤于弟子，弟子不不如师。”

即便成绩斐然，在学生面前，铭暄也会开玩笑说自己“老朽”了。“如今的学生不仅外语水平比我们，口语比我好，而且知识面宽，电脑用得好，有些学生的社会经验比我们还丰富。”他说，“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朱本欣成为老师的博士生时，他已经年逾70。她认识的老师其热生活，他喜欢唱京剧、喝绿茶、吃海鲜、种水仙。这些好，也都教给她。

朱本欣总觉得老师像父亲，有时还甚过父亲，除了学识，她也感谢老师为她开的另扇门，“个普通的农村小姑娘，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彩的生活。”她想，老师想教给她的，或许是个新时代知识分子该有的修养和品味。

些印记也永远地留了下来。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院长孙万怀记得，26年前还是青年学者的他，参加在海南举办的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年会时，“知畏”地发言主张废除金融诈骗罪等经济犯罪的死刑。当时台下片哗然，坐在排的老师则投来鼓励的眼，“不要怯场，年轻人该说就说。”

很多年以后，孙万怀自己也成了名老师，他把当年从老师那学来的三句话，接棒传递给了年轻的法学生——“遵守法律、信守公正、恪守良知。”

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编辑 胡杰 校对 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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