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箴是古代官员为官从政的经验结晶与箴言训诫,其鲜明的价值向、生动的实践智慧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后世留下份厚重的廉洁文化遗产。清代的孙嘉淦是位敢于直言的廉能之臣,《清史稿》称“嘉淦谔谔,陈善闭邪龙岩PVC管道管件粘接胶,朝名疏”。他的《居官八约》言约意丰,是流传很广的古代官箴,仔细品味,可探寻其为政理念。
立身以正
孙嘉淦(1683—1753)是山西兴县(今属吕梁)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考中进士。此后,他的兄弟孙鸿淦、孙扬淦也中举,“门三进士”的成绩在当地为罕见。三人之中,以孙嘉淦的仕宦经历为出众。他为官四十年,历康雍乾三朝,曾任刑部、吏部、工部尚书,直隶、湖广总督等要职,逝世后获“文定”谥号。
他曾制定《居官八约》,是份自我规训,也是套劝诫他人乃至教子孙的箴言。“以清费廉取”“以守避人”“势避其所争”是其中的三约。对于他而言,清廉、慎,如两道清冽的溪流,穿过万石嶙峋之后仍水流潺潺,这是他的人生底、为官本。
“以清费廉取”,意思是为官要清廉节俭,做到小节不纵、大节不失。这是孙嘉淦面对物质诱惑时筑起的铜墙铁壁。清代官场贿赂公行、陋规遍地,孙嘉淦则视“清廉”若泰山,不可撼动。
雍正九年(1731),孙嘉淦被钦点为会试同考官(主考)。这在许多人眼中是“肥差”。清代科场弊案频发,屡有考生贿赂考官之举。会试前,先后有九人携重礼登门拜访孙嘉淦,希冀他为子弟“斡旋”。孙嘉淦不为所动,概严拒,并以此为契机整肃考纪。
及至乾隆三年(1738),孙嘉淦被任命为吏部尚书,掌管天下官员铨选,位权重,些官员借机给他送来“冰炭敬”。夏天热,消暑有“冰敬”,冬天寒冷,取暖有“炭敬”,片情意之中,包含的是各种各样的歪主意。孙嘉淦对此概拒,并告诫送礼者“洁身自好,清介自持,不可造次”。
在孙嘉淦仕途遭受严重击时,雍正对他的评价是“孙嘉淦太戆,然不钱”龙岩PVC管道管件粘接胶,“不钱”是他重要的特质,是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正因此,有其告老还乡时箱子里装砖头充场面的民间故事。民间流传未为真,却反映了百姓对他的廉洁品质的赞赏。
孙嘉淦是清朝理学名臣。儒重视“慎”,《中庸》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也”。处之时,没有别人的监督,能否依旧恪守准则、如履薄冰?孙嘉淦所言“以守避人”,并非消的离群索居,人是社会的动物,离群索居到底也做不到,但在各种环境中坚持自己的原则,善其身,是可以做到的。
孙嘉淦还有“势避其所争”约,当与“以守避人”起来看。在个人修养上“守避人”洁身自好,在为官从政时“避其所争”,拒与他人结党营私,避让争权夺势之处,只以国事、民事为重。
因敢于直谏而触动他人利益,孙嘉淦屡遭他人嫉恨。曾有人诬告他贪财受贿,徇私枉法。雍正知晓后半信半疑,询问重臣鄂尔泰,得到的回答是:“孙某或偏执,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为查清真相,雍正派鄂尔泰之弟鄂尔奇调查,终还孙嘉淦以清白。当时鄂尔泰与张廷玉明争暗斗,孙嘉淦并不依附任何派。他还曾上书批评过鄂尔泰的些举措。能够让批评过的人称赞其名节,可见孙嘉淦对自我的约束是十分严格的。
“清”与“守”互为表里。清廉,使他腰杆挺直,私则畏;守,使他内心澄明,内省则自安。这是位儒者“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的坚持。
唯有自身立得正、行得稳,所谋之政、所发之言、所倡之议,才有感召力。后世称赞孙嘉淦的铮铮铁骨,称赞其动诸多利民改革的魄力担当,其力量源头何在?正在这看似朴实华、实则坚固比的“清”“守”二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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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事以实龙岩PVC管道管件粘接胶
孙嘉淦身居要职,努力任事,形成了以“实”为核心的鲜明施政风格。“事止于能去”“言删其用”“功藏于名”三约,如鼎之三足,共同支撑起他务实、、低调的为政理念,将儒的经世理想转化为具体可感、惠泽黎庶的理成果。
“事止于能去”,体现的是结果,为官要敢于兴利除弊,多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不负其殷切期盼。乾隆三年十月,孙嘉淦履新直隶总督,二年兼管直隶地区河务工作。永定河是北京、河北地区的重要河流,它提供水源,也带来许多水患。
在理永定河上,孙嘉淦用心良多。除了坐镇衙署指挥外,他亲自踏访各处河堤水淀,了解实情。基于认真仔细的调研,他提出系统的河略,向朝廷上《奏明永定河疏》《会勘永定河道疏》等。孙嘉淦在直隶总督任内,开河五百八十余处。经过他的理,永定河水患得以减少,农民受益良多,水害去而水利兴,“凡田间道旁,皆穿沟洫。河之湮者浚之,使田水通沟,沟水通道,道水通河,河水通淀,互注递泄,泡沫板橡塑板专用胶有停滞”,建构起张有层次的水网。
“言删其用”,指言语表达要简明扼要,删除冗词赘句,不务浮华。孙嘉淦恶“冗言”“空言”之弊,他曾在奏议中说“空言之是非难定,实事之功过易稽”,项政策有没有用,要靠事实来检验。他的奏章曾结集为《孙文定公奏疏》,阅读其中的文章,不难发现他文风朴实,但直击要害,穿凿附会的虚饰与繁文缛节的铺陈。
这种风格也体现在日常政务中,他要求下属汇报删繁就简、注重实。在他看来,删除用之言,就是为了腾出多时间与精力去处理于民有用之事。
“功藏于名”,则展现了孙嘉淦不沽名钓誉,尽己所能为国力的境界。越是在逆境中,越能见到个人的真境界。雍正四年(1726),孙嘉淦升任国子监祭酒,这是国学府负责人,且“命在南书房行走”,然而不久他就因事被贬在户部银库“力行走”。
孙嘉淦老老实实到户部银库当值,当时果亲允礼兼管户部,疑心孙嘉淦因遭贬到银库来,岂会屑于干琐碎的杂事;又听流言说孙嘉淦沽名钓誉,收银入库不认真致分量不够。他到银库视察,只见孙嘉淦穿着吏卒衣服,正手执衡器丝不苟地称量银两龙岩PVC管道管件粘接胶,“与吏卒杂坐均劳苦”,又问孙嘉淦经手的银两在何处,经认真核查,丝毫多余或不足。
这份在巨大落差中秉持的认真,比任何慷慨激昂的说辞都有力量。他藏起了昔日官的“名”,彰显了恪尽职守的“实”。官职有大有小,不论在何处任何官职,先要将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
孙嘉淦生水、平冤、整顿吏等,政绩颇多,他从不居功自傲,均视为本职所在,不以此作为邀功请赏的资本。“藏功”是种智慧,又何尝不是种修养。
处世以和
“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集中体现了孙嘉淦的处世智慧。人历来倡“中道”。为人中道,并不是做谁也不得罪的“好好先生”,而是在原则与灵活之间保持平衡,坚守道义、匡正时弊,抓住机会将自己的政理想付诸现实。
孙嘉淦所说的“事君笃而不显”,不有其时代的局限,但其中包含的关心国事、忠于职守、敢于直言的精是有价值的。孙嘉淦为时人称道的件事,是他在乾隆元年(1736)十月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时,以非凡胆识上《三习弊疏》,力陈“喜小人而厌君子”的弊端。乾隆读后十分赞赏,升任孙嘉淦为刑部尚书。
在刑部尚书任上,他明察秋毫,秉公断案。河南郑州有疑狱冤案,朝廷曾派钦差前往查办,但“仍不得实”。孙嘉淦受命前往审讯,查实案情,“十余人尽脱之”,还辜百姓公道。他认为“狱轻重,反覆体察,毫疑隙而后定”,司法官员笔下所系是人之命、之幸福,不可因案件大小而区别对待,定要仔细审视,没有疑问后,才能做出判决。
孙嘉淦将对国的忠诚融入件件为民造福的实事中,出于公心而非为了博取个人名声建言、为政,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公忠体国”。
“与人共而不骄”,体现了他在处理与同僚关系时的谦和修养。这得益于孙氏族良好的风。孙嘉淦的祖父孙世荩,仁义厚道,因为民除盗而得到百姓称赞,曾任教谕、县令,但心于官场,辞官回到山西兴县老,倾囊济贫。他告诫子孙“里仁为美”。“里仁为美”是孔子所言,君子要住在有仁德的地,跟有仁德的人为邻,亦以仁德对待邻居,和睦乡里。孙嘉淦的父亲孙天绣,读书甚多,兴县人称饱学儒生,生活俭朴,仗义疏财,广济乡邻。
正是这样的言传身教,滋养了孙嘉淦仁恕通和的品格。在与同僚共事中,他不因己见而骄人,不因位而压人。雍正十二年(1734),孙嘉淦受命管理河东盐政。到任后,他发现诸多弊端,如养廉银“实属浮多”。孙嘉淦以身作则,先削减自己的养廉银。这种正人先正己的做法,赢得同僚敬重、民众称颂。在理河工、审理大案等繁难事务时,他注重协调各,汇聚众智,力图有益于国计民生。
据《兴县志》记载,孙嘉淦所属的族是当地的文化世,先后有多人考取进士。孙嘉淦的后代中,其子孙孝愉为官有政声,官至直隶按察使,获“廉悍”之誉;其孙孙铸整理了祖父的奏议并刊印传播,使今人能够读到孙嘉淦的文字。孙氏族人才辈出,可见优良风的教化之功。
孙嘉淦的《居官八约》,不仅是为官箴言,也可视为传之道。八约文字虽简,但“字字如铁”,其蕴含的立身以正、任事以实、处世以和的精十分刻,今天看来仍有价值。古代官箴内容丰富,值得我们挖掘研究,使古训发出新的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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